【柳氏医派】柳少逸：读史记论扁鹊——承扁鹊医学之术，扬越人复健之法
【按】秦越人以高超的济世之术，神奇的愈疾之法，构建了中医学术体系之雏形，创建了扁鹊医学流派，成为亘古至西汉集中国医学之大成者第一人，从而确立其为一代宗师的地位，所以成为太史公在《史记》中立传的医学界第一人。（柳少逸）
读史记论扁鹊
——承扁鹊医学之术，扬越人复健之法
“良工取之，拙者疑殆。”
扁鹊在诊虢太子“尸厥”时，以“良工取之，拙者疑殆”之语，很自信地表述了自己不同凡响的诊疗技术。在“扁鹊在中国医学中的地位”一节中，是以《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之“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表述了扁鹊为诊法之集大成者；“扁鹊言医，为方者宗”，表述了扁鹊为医学鼻祖的地位。仓公得“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而成为继扁鹊之后之一代名医。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有“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未尝不慨然叹气才秀也”的赞誉。对于承传扁鹊及先秦贤达之医术，则“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并批判“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髣髴；明堂厥庭，尽不见察。所谓管窥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并以此为医之戒。仲景《序》末，用“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之术，请事斯语’”，表述了仲景以“多闻博识”的治学思想，通过其“勤求”扁鹊等先圣之经旨，“博采”先秦医家之方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开辨证论治之先河，而有《伤寒杂病论》问世，从而确定了其继扁鹊之后，而广有建树，被后世称为“医圣”。所以“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是仲景成为医圣的重要内容，亦是今天医家成才之臬圭。然以扁鹊医学流派为代表的先秦医学其主要的诊法为色脉诊法，治疗方法主要的是外治法，至汉代以后，扁鹊医学流派的内容则融汇于《内经》所代表的医学体系之中。尤其是《神农本草经》的问世，药物学知识的广泛应用，加之《汤液经法》等“经方”的应用，而张仲景所批判的那些庸医陋习的泛滥，扁鹊之“色脉诊法”及“中医外治法”则处于“非主体诊疗体系”的位置。今天，面对药物的毒副作用对人的危害，以简、便、廉、验为特点的特色疗法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外治之术，亦日益受到医家和患者关注，故余认为：承传扁鹊医学之术，弘扬越人复健之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随着中国科技的发展，当铜铁的发明出现以后，石针则由金属针具所代替，遂发展成独具特色的国术——针灸疗法，随着人体科学的不断发展，及道家、气功家的影响，扁鹊之“撟引”、“案扤”之术，则发展成今天的“气功疗法”和“推拿疗法”。而药物外治法，由于药物学的发展，亦呈蓬勃的发展局面。下面就药物外治法的发展史略，谈一下承传扁鹊之术的意义。
1、医学理论的完善促进了外治法的发展
先秦扁鹊时代的中医外治疗法，虽然已取得了不少的临床经验，但仅仅停留在经验医学的层次上，未能达到在理论上进行阐述的高度。《内经》以后的外治疗法，虽然有了《内经》的理论指导，临床上也有法有方，但未能使理论和实践达到较好的结合，外治疗法的理论和临床明显地存在脱节的现象。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成功地运用了辨证论治的临床诊疗体系，为外治疗法确定了“理、法、方、药”的实践规范，如《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曰：“二阳合病…设面色缘缘正赤者，阳气怫郁在表，当解之熏之”。《金匮要略·辨痉湿暍病脉并治》曰：“湿家病身痛发热，面黄而喘，头痛鼻塞而烦，其脉大，自能饮食，腹中和无病，病在头，中寒湿，故鼻塞，内药鼻中则愈。”《金匮要略·妇人杂病篇》亦曰：“胃气下泄，阴吹而正喧，此谷气之实也，膏发煎导之。”《金匮要略》中的“百合洗方”、“苦参汤方”、“头风摩散”、“蛇床子散”、“狼牙汤方”、“矾石丸”、“膏发煎”、“温粉方”等，为外治外感病、百合病、狐惑病、头风头痛、妇人带下、阴痒疾患而设，为外治疗法构筑起系统的理论体系，使外治疗法的发展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在方法上，由洗浴、膏摩、熏洗等扩展到纳法、吹法、滴法、敷法、膏摩、浸洗、熏洗、烟熏、润等十余种；在临床应用上，已冲破皮肤病、外科等“外在疾病”的界限，进而扩展到内、妇、儿、五官等“内在疾病”之中；在方剂上计有散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滴鼻剂、软膏剂、肛门栓剂、阴道栓剂等不同剂型。
与张仲景同时代的著名外科专家华佗，行医于民间，则比张仲景更多的将外治疗法应用到临床实践中。
从战国至三国时代，外治疗法已经在实践经验不断积累丰富的基础上，进入了理论探索和总结的时期。《黄帝内经》的产生，标志着外治疗法理论体系的形成；《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对药物进行了系统的总结；“经方”诸医籍传于民间，促进了方剂学的发展；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问世，为外治疗法的临床确定了辨证论治的原则。扁鹊、淳于意、华佗、张仲景等名医的实践活动，为外治疗法的临床应用提供了典范。因此，尽管外治疗法专著尚未问世，理论和实践活动之间仍存在脱节现象，外治疗法的实践范围仍然以“外在疾病”为主，但是，我们必须做出这样的结论：外治疗法在三国时代业已形成，《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为其形成标志。后世外治疗法的发展，正是以扁鹊医术、《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为基础的。
魏晋时代，医学理论有了进一步发展，对疾病的认识更加深入。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等，为外治疗法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则详细记载了外治疗法在临床上的应用。《备急方》介绍用油、丹等熬制膏药之法和临床上常用的溻渍、淋浴、冷敷、热敷和药膏外敷等外治疗法，则为扁鹊“汤熨”、“毒熨”疗法之细化。
南北朝时，南齐人龚庆宣所著《刘涓子鬼遗方》，是现存最早的外科专书，包括金疮、疤疖、瘰疬、疥癣及其他皮肤疾患。载方140多首，用于外治方剂83首，包括散剂、糊剂、软膏、膏药等外治剂。
隋唐时代，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科学文化发达，大唐民族间的交往融合，促进了外治疗法的发展，代表此段医学成就的有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亦代表了此阶段外治疗法的发展水平。唐时的外治法较前已有了很大成就，就药熨法而论，唐代已有“溻浴法”、“药贴法”、“熏蒸法”、“热熨法”、“药饼灸法”，尚有“掺药”、“药泥”、“塞鼻”、“吹鼻疗法”。
由此可见，由魏晋隋唐的七百年间，是外治疗法理论体系，药物方剂及临证各科的全面发展时期。
宋、元、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晚期，为外治疗法的突出成就和发展高峰期。宋朝开国以后，由于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有较大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科学技术有了突出的成就，曾出现了最具有世界意义的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三大发明。尤其活字印刷术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医学的交流和发展。特别是政府的重视，如1057年专设了“校正医书局”，集中了一批当时的著名医学家和学者，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搜集、整理、考证、校勘，尤其是对《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医学文献的校订、刊行，保存了历代医学理论和外治疗法的成就，并能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昔范文正公作诸生时，辄以天下为己任，尝云：“异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盖医与相，迹虽殊，而济人利物之心则一也。故历代贤哲皆以“儒之从政，医之行道，皆以救世济人为其责任者也。”宋代名相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论，说明宋代全社会对医药学的关注。故士人知医形成了一种社会风尚。这与宋代科技文化的发展有很深的渊源，同时也与宋代统治者崇尚医药有很大的关系。宋太宗晓于医药，做皇帝前，收藏医方千余首，其后于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向全国征集验方，命王怀隐辑成《太平圣惠方》一百卷，并亲自作序。据传宋神宗诊断水平号称“上工”。宋徽宗赵佶亦工于医，“于岐黄家言，实能深造自得”，“其医术不在朱肱、许淑徽之下。”其于政和年间，诏令撰《圣济总录》，计200卷，载方二万首，并亲自作序。如果说《黄帝内经》概含了扁鹊、白氏医经内容而传世，那么《汉书·艺文志》中的“经方”11家是否成为历代士大夫之家传方而存世，故由于皇帝晓于医，且重视医药事业，士大夫亦多留心方术，从而有一大批达官名士介入医学领域，形成方书如林的局面，如苏轼、沈括二人亦集方，后合编为《苏沈良方》。这些方书多以简、便、验的医药特色而广为应用，其中外治方药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金元时代，由于长期战乱，人民生活穷苦，疾病流行严重，社会性的迫切需要，推动了医学的继续发展。如著名的“金元四大家”的成就，开创了医学交流，辩论和不断创新的良好风气，因此，也对外治疗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刘完素的《宣明论方》、张子和的《儒门事亲》、李东垣的《兰室秘藏》和朱丹溪的《丹溪心法》、《脉因证治》、《丹溪手镜》等著作，均有外治疗法的应用和论述。如攻邪派张子和的《儒门事亲》对其力主的汗吐下三法的划分：凡是灸、蒸、渫、洗、熨、烙、针灸、砭射、导引、按摩等解表之法，都是汗法；凡能引涎、豁痰、催泪、喷嚏等上行之法，都是吐法；凡能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经、泄气等下行之法，都是下法，已将许多外治疗法归结其中。它如游离于四大家之外的张元素的“脏腑辨证论”及其弟子王好古的“阴证论”，亦为外治疗法的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如王好古解伤寒，有用藿香、藜芦、踯躅花研末嗅鼻等法。
到了明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医学上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在理论上，薛已、张介宾、赵献可等力主“命门学说”创建了温补学派，并创新许多方剂应用到外治之中。如薛已医案记录了治疗银匠职业病之案，用补中益气及温和之药煎汤浸水而愈，就已经将外治法应用于职业病治疗中。
明末清初，人民生活困苦，瘟疫流行。基于对人民的同情和高度的责任感，一大批医家投身到解救人民困厄之中。如吴鞠通《温病条辨》中治疗“热邪传里，有黄连水洗胸法，皮硝水扩胸法、芫花水拍胸法、石膏和雪水敷胸法、老蚓和盐捣敷胸法；发斑有胆汁青黛水、升麻水扫法；吐衄有井水黛法、搭法；蓄血有苏叶汤摩法。”
2、本草学的突出成就 促进了外治法的发展
宋元时期的本草学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北宋开宝（公元973年，至嘉裕二年（公元1057年）的八十年间，宋政府组织力量对唐代的《新修本草》作了三次重大修订，共载新旧本草1082种，比唐代的《新修本草》增加了238种。四川名医唐慎微（约于1082年）所著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载药已达1558种，附载古今单方验方3000余首，方论1000余首，后经政府在北宋大观二年至南宋淳祜9年（1108～1249年）141年的时间内四次修订（《大观本草》、《政和经史证类备急本草》、《重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载药1746种，流传五百余年，一直为本草学的范本。另外，金元时代王好古的《汤液本草》和张子和的《珍珠囊》，总结了历代一整套使用自然药物的规律，促进了外治用药的发展。再如明代，出现了中国医学世上最为著名的医药学巨著——《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经过27年辛勤努力，于1573年完成这部五十二卷的巨著，总结了十六世纪以前我国的药物学，载药达1872种，附方1万余个，记载了许多外治方剂。
在上述本草学专著中所记载的中草药，或为外用专药，或兼外治作用，或为“内”药外用，以及所附外治方等，丰富了外治疗法的药物部分，为临床用药确立了方向。
3、方剂学的发展 促进了外治疗法的发展
宋元时代，政府和医学家编著了大批方书，其中大量记载了外治疗法。从整个中医学发展的过程来看，宋代无论是医学理论还是临床各科，均有突出的进展。由于北宋皇帝对医药的重视，及士人知医的风尚，国家开办了医学教育，组织编辑、整理医书，从而形成了方书如林的局面。宋代由国家组织编著的三部大型方书——《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中所载录的方剂，一直影响着该时期乃至后世方剂学和外治法的发展。如《圣济总录》（1111～1117年）载有药膏260余首，散剂90首，膏药38首，熏洗剂38首，药饼7首，烟熏剂4首等，调制药膏的基质有：水、醋、酒、蜜、菜子油、香油、猪油、猪胆汁、牛乳、鸡子白（黄）、朴硝水、甘草水等；此外还有药线、葱熨法等外治疗法；临床上广泛应用外科疾病、肛门疾病和皮肤病。由于古代“经方”多以家传方形式存于名门豪族，由于皇家重视医药，宋代有名士编撰方书二十余种，这是宋代方书的重要特色。如严用和《济生方》（1253年），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1174年）、许叔微《普济本事方》（1132年）、张锐《鸡峰普济方》等医家个人所著的方书中，已有不少的外治疗法内容。如《普济本事方》称：“临时看疮口纴纴，只以纸捻子送入药……。”《济生方》以药捻（纴）引流与外敷药相结合治疔疮，先用针刺破，“以蟾酥追毒丹，纳针孔中，仍以纸捻送下……其上封以乳香膏，四旁肿处，敷以乌龙膏——两三日疮溃，拔去，仍敷以乳香膏，脓尽生肌”等。
明清时期，方剂学专著数量之众多，内容之丰富及对方剂学理论的研究和论述，都是方剂学史上少有的。朱棣等的《普济方》、吴琨的《医方考》（1584年）、汪昂的《医方集解》（（1682年）及吴仪洛的《成方切用》等大型方书的出现，将外治法方剂学推上了一个高潮。外治方广泛应用到内、外、妇、儿临床各科中，尤其在外、伤、皮肤和救急中，更是以外治方为主。为临床上外治疗法的运用，提供了较为成熟的理、法、方、药的理论体系。
4、中医学术的发展 促进了外治法专著的形成
宋元时代，外治疗法在临床中的应用更加广泛。董汲《脚气治法总要》，详细记载了治疗脚气病的外治方法。王执中《针灸资生经》载有附子饼灸。
正是在医学理论的形成，本草、方剂及临床各科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将中医外治法的体系推上了高潮。并由此而在清朝有吴师机所著的外治法专著《理瀹骈文》一书问世。使外治法发展到了更为完善的境界。在外治疗法发展历程中，吴氏疏理了外治渊流，尤其推崇《内经》、《伤寒杂病论》之源和清代外治发展之成就。在外治理论方面，吴氏认为：“凡病多从外入，故医有外治法”，“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医理药性无二，而法则神奇变换”。“外治必如内治者，先求其本，本者何？明阴阳，识脏腑也。”说明外治之法乃中医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临床仍以中医基础理论为主导，故又云：“理通则自通矣，”“原其所从来，究其所终极。审其有余，察其不足。察其阴阳，审其虚实。”认为“人病不外气血凝滞，及阴有寒湿，阳有燥热而已。”在治疗上，吴氏主张：“预事以防患，广略以取胜。同则相统，杂则相并。寒佐热佐，通用塞用。阴阳、上下、升降不胶于治。”“推而纳之，动而伸之，随而济之，迎而泄其邪气，养其精气。”在治法上，分三焦论治：上焦病，以药研细末鼻取嚏发散为第一捷法。”“中焦之病，以药切粗末炒香，布包缚脐上为第一捷法。”“下焦之病，以药或研、或炒，或随症而制，布包坐于身下，为第一捷法。”临床上应用膏药、敷、熨、熏、洗、擦、坐、嗅、缚等数十种之多，其中尤以膏药为主；在药物选用上，“膏中用药味，必得通经走络，开窍透骨，拔病外出之品为引。”“膏中用药味，必得气味俱厚者方能得力。”“膏药，热者易效，凉者次之，热性急而凉性缓也，攻者易效，补者次之，攻力猛而补力宽也……只在对症耳。”“表里、温凉、补泻之药咸备……假猛药、生药、香药率领群药，开结行滞，直达病所……归于气血流通而病自已。”临床选穴，吴氏认为：“膏药贴穴，不专主一穴。”但又不过前后身、上中下三部，大约心口，脐中为多。在适应症上，可广泛用于“不肯服药之人，不能服药之症。”在疗效上，“外治之学……与内治并行，而能补内治之不足”，“可以统治百病”，如此等等。从而为外治疗法建立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规范，正式创立了外治疗法的学科，使之成为中医治疗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5、外治法的现状及在医疗保健中的作用
建国以后，由于中医政策得以实施，使中医学得到迅速发展。外治法在理论探讨和临床应用等方面也有了不少的发展和创新。但由于受到民族虚无主义的影响，一部分人尤视外治法为“雕虫小技”，而遭歧视。在六十年代以前，外治法多以民间疗法形成存在，除散见于刊物外，很少有人问津。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中期，随着国家“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政策的实施，中医外治疗法的应用，方得以引起重视。正如前面所谈到的情况，即随着人们对药物（尤其是西药）的毒副作用对人体伤害的关注，于是众多中医外治法丛书问世。其中亦有“书中走、书中行”摘抄之作。目前外治法的研究，虽然也有发展，但亦应当看到，非药物疗法、外治法尚处于非主流的医疗技术地位。不要说难有吴师机《理瀹骈文》的经典之作，也少有清代赵学敏重视铃医的实践之作。故对开展中医外治法及中医非药物疗法的临床研究与应用，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余曾于1990、1991年主持召开了“山东省中医非药物疗法学术研讨会”，及“山东省中医外治法学术研讨会”。鉴于目前有12807种中药的现状，尝于2000年主持召开了“山东省地方中药临床应用学术研讨会”。意在使中医外治、中医非药物疗法及地方中草药的临床应用，引起大家的关注，并使之在我国的医疗保健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了使扁鹊医学中之“汤液、醴灑、镵石、撟引、案扤、毒熨，及《内经》中的“汤熨”、“火灸刺”、“焠针”、“药熨”、“九针”等古代外治疗法继承之、发扬之，故力倡在历代医家的成熟经验基础上，承扬越人复健之术。尤其对现代医学难愈之症，诸如中风后遗症、脑外伤后遗症、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痛经、风湿、类风湿病、伤筋、劳损等病，及在人类残障的复健医疗中，发挥中医康复保健技术的长处，以完善中医复健医学体系。
综上所述，从中医学的结构，上朔至先秦扁鹊医学及《内经》医学的结构，余认为：复健医学是继预防医学、临床医学之后，新兴起的第三种医学模式。中医复健医学是以中医学之天人相应的系统整体观、形神统一的生命观、和太极思维的辨证观为指导，采用中药、针灸、推拿、传统按摩、导引、食疗、情志疗法等综合方法，使病残者的身体、心理、职业及社会活动都能获得恢复，从而减轻家庭及社会负担，还原社会角色的一种独具中医特色的医学模式。故尔，承扬扁鹊医学之术，弘扬越人复健之法，是中医学的理论研究及临床应用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亦是完善基层社区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余倡导构建社区中医复健工作室体系之初衷。
【注】本文节选自柳少逸著“读史记，论扁鹊”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