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氏医派】柳少逸：读史记论扁鹊——师徒传授是中医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1）

    【按】秦越人以高超的济世之术，神奇的愈疾之法，构建了中医学术体系之雏形，创建了扁鹊医学流派，成为亘古至西汉集中国医学之大成者第一人，从而确立其为一代宗师的地位，所以成为太史公在《史记》中立传的医学界第一人。（柳少逸）

读史记论扁鹊

——师徒传授是中医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1）

“庆有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

  本节要讲述的主要内容是：“名师带高徒”是造就名医的重要因素。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可知，仓公淳于意，“少时，喜医药，医药方试之多不验。”“意闻淄川唐里公孙光善为古传方”，“意即往谒之。得见事之，受方化阴阳及传语法，”“意悉受书之。”“意欲尽受他精方，公孙光曰：‘吾方尽矣……是吾年少时受妙方也，悉与公毋以教人。’”后公孙光“为书以意属阳庆”，遂“至高后八年，得见师临淄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余，意得见事之。谓意曰：‘尽去而方书，非是也。庆有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我家给富，心爱公，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意即避席再拜遏，受其《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按阴阳》禁书，受读解验之，可一年所。明岁即验之，有验，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尝已为人治，诊病决死生，有验，精良。”太史公这段叙述，说明了拜名师，得真传，是造就名医的重要因素。同时，在该《传》之首文记有：“越人，少时为人舍长，客舍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迂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閒有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古代科技知识是以“官学”形式传承，“诸子出于王官，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此段《汉志》记述了在诸子百家兴起之前，官师政教合一，学在官府。到春秋末期，天子失政，周朝衰落，王官散于民间而诸子兴起。“诸子之学”代替了“王官之学”，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时代。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刘歆的观点：“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礼官；墨子出清庙之守；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出于稗官。”此即诸子之道之渊源。从而说明了周王朝是一个贵族政治制度的社会，贵族养了一班专家为他们从事政治经济活动，历史称为“养士”。至战国时期，周王朝衰落，为了生计，学者流入民间，于是“私学”兴起，则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于是古代朝廷珍笈禁传之医学知识以“禁方”流传于民间，亦造就诸多济世活人的名医。故尔才有长桑君“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并嘱“毋泄”；公孙光“善为古传方”授仓公，并嘱“毋以教人”；公乘阳庆尽以“禁方书教公”。

  从《传》中可知，诸师获得意弟子后，均悉将“禁方”及医术传予弟子，并嘱其弟子“毋泄”、“毋以教人”，其理有一个很重要的伦理学问题。对此，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指出，医者要“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危”。它如清·喻昌《医门法律》所云：“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从《传》中所述，“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长桑君何以知扁鹊为“非常人”，是其以扁鹊对长桑君“常谨迂之”，“出入十余年”的长期考察，认可其人品，而收为弟子，尽传其所学。仓公淳于意先拜公孙光，尽受其精方，公孙光嘱其“毋以教人”。而仓公亦表示“死不敢妄传人。”其后公孙光“为书以意属阳庆”，并告诫仓公：“必谨迂之，其人圣儒。”由此可见，名医收高徒是重在人品。诚如郭霭春《医道溯源》所云：“天下有非常之任，必待非常之人。而天下非常之人，乃能克胜天下非常之任。”扁鹊以“天下非常之人，乃能克胜天下非常之任”，济世活人而成为“方者宗”；“若仓公者，可谓近之矣”，故太史公将二人合篇立传。余深感于此而叹之：“择师难，择徒更难！”于此时方悟《素问·气交变大论篇》之言：“得其人不传，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漫泄天宝。”此即元·杜思敬在《济生拔粹》所云：“天宝不泄于非人，圣道须传于贤者”之谓也。

    【注】本文节选自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柳少逸著《柳少逸医论医话选》2015年4月第一版“读史记，论扁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