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氏医派】柳少逸：六气大司天与医学流派形成的渊源浅析

六气大司天与医学流派形成的渊源浅析

柳少逸

    一、六气大司天概说

    清•陆九芝根据薛方山《甲子会纪》、陈榕门《甲子纪元》，更本于其外曾祖王朴庄之法：“引《内经》七百二十气凡三十岁为一纪，千四百四十气凡六十岁而为一周，扩而大之，以三百六十年为一大运，六十年为一大气，五运六气迭乘，满三千六百年为一大周”。上溯自黄帝命大桡作甲子贞下起元，从下元厥阴风木始运，则少阴为上元，太阴为中元。复以少阳为下元，阳明为上元，太阳为中元。合前后三元，而配以厥阴、少阴、太阴、少阳、阳明、太阳之六气，以黄帝八年起数，前三十年为厥阴风木司天，后三十年为少阳相火在泉，“遂以知古人之用寒用温，即各随其所值之大司天以为治”。从而认为：“欲明前人治法之非偏，必先明六气司天之为病”。于是建立了陆氏“六气大司天”学说。在其著《世补斋全书》中有“六气大司天”及“大司天三元甲子考”等文。陆氏以公元1864年，即清•同治三年为第77甲子上元。上溯至黄帝八年起第一甲子下元，即公元前2697年始纪，为厥阴风木少阳相火之风火用事，推演出每一个“六气大司天”周期的气候特点，并列举了历代医家所处时代的气候及其用药特点。此乃陆氏对《黄帝内经》“运气学说”的发展，及对天人相应整体观的中医学术思想的深化。

      辛亥革命时间所用黄帝纪年表，有《民报》所用，《皇帝魂》所用，《江苏》等报刊所用，而《民报》所用与陆九芝之纪同。通过陆氏《六气大司天》《大司天三元甲子考》，及《中国历史纪年表》，我们亦“遂以知古人之用寒用温，即各随其所值之大司天以为治”的学术渊源，此即本文要表述的六气大司天与中医学术流派形成的渊源。

       二、六气大司天与历史上医学流派形成之渊源

      1、张仲景之伤寒学派

      张仲景约生于公元150～219年，时值东汉末年，疫病流行，死亡枕籍。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可知：“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者七。”公元184年甲子岁纪运，至公元243年癸亥岁，乃大司天第49甲子下元。仲景序中所讲的“建安纪年”，岁为公元196年，正处于第49甲子下元，厥阴风木少阳相火之风火用事。正值风火运中，即是外感风寒，也极易蕴热化火。故仲景在《素问•热论》的基础上，考察了整个外感病的演变过程、病邪的盛衰变化、人体正气的强弱程度，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创造性地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药的辨证论治体系。尤其是从整个外感病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根据病邪侵害人体经络、脏腑的盛衰程度、及病人正气的强弱，寻找出伤寒的发病规律，从而建立了伤寒热病六经病证体系。如以桂枝、麻黄之温，治中风、伤寒之病；以葛根芩连、白虎、承气、柏皮、栀豉之清，治温热、湿热之病，于是形成了以《伤寒论》内容为学术体系的伤寒学派。同时，因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成书，为后世医家树立了理论结合实践的医疗典范。

        2、刘完素之寒凉学派

        刘完素，字守真，金•河间人，故后世又称其为刘河间，其学派又名河间学派。刘氏约生于宋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一生处于宋朝南迁的动乱时期，战争连年不断，温热病广泛流行，死亡率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时处六气大司天第64甲子下元，即公元1084～1143年，少阳相火厥阴风木之火风用事之纪，加之北方气候干燥，极易蕴热，人体外感风寒易化热化燥，故在学术上以火热立论，倡“六气皆能化火说”。将《素问》病机十九条中，属于发热病的23种病症的范围予以扩大至57种，以说明火热致病的广泛性，并于1186年著成《素问玄机原病式》。其著表述了火热与风、湿、燥、寒诸气的关系，即诸气皆能化火生热，故而有风与火热，湿与火热，燥与火热，寒与火热，及五志过极亦皆为火热之论。以其火热病机及其治疗理论，成为“主火论”之“寒凉派”的鼻祖。而其著《素问玄机原病式》成书于1186年，又处于大司天之第65甲子上元阳明燥金少阴君火之燥火用事，即刘完素一生跨域64、65两甲子，为火风连接燥火用事之纪。此其形成“主火论”的河间学派的大司天气候背景。

       综前所述，因六气大司天的原因，故形成了刘完素力倡火热学说，对于使用寒凉药有独到的研究，故而被后人称为“寒凉派”。然这并不等于于“火热论”者只知寒凉用药，而不知其它。如刘完素在《三消论》中提出“不必肾水独当寒，心火独当热”。意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临证时仍应据寒热虚实，而辨证施治。此即医者临证“贵临机之通变，勿执一之成模”之谓也。

      3、张从政之攻邪学派

      张从政，字子和。《金史•本传》 谓“张从正，精于医，贯穿 《素》《难》之学，其法宗刘完素，用药多寒凉。”张氏约生于公元1156～1228年，时在大司天第65甲子上元，阳明燥金少阴君火之燥火用事之纪，故近世医家对其有 “子和之学，近宗河间，远绍《内经》及仲景学说，而以攻邪立论”之评。从而形成以寒凉用药的攻邪学派。

      张从正认为：风、寒、暑、湿、燥、火等在天之邪，雾、露、雨、雹、冰、泥等在地之邪，易伤人致病，其次饮食酸、苦、甘、辛、咸、淡等水谷邪气，亦可致人患病。这些致病之因，或从外来，或自内生，一经生病，即当设法除之于外，不得留于体内，这是张氏治学的中心思想。故宗《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水谷之寒热，感则害於六腑；地之湿气，感则害皮肉筋脉”之说，其治宗《伤寒论》汗、吐、下三法，从而形成了攻邪学派一宗。

      正是张从正从医于“燥火用事”之纪，故祛邪之法多用攻法，故后世又称他为“攻下派”，但这不等于他治病有攻无补。如在其著《儒门事亲》一书中曾指出:“以余之法（指汗、吐、下三法），所以该众法也。然余亦未尝以此法，遂弃众法，各相其病之所宜而用之。”

      4、李东垣之补土学派

      李杲，字明之，晚号东垣老人，宋金时真定人，生活于公元1180年～1251年。20岁时捐千金师从易州名医易水学派开山之祖张元素。李杲处大司天第66甲子中元，太阳寒水太阴湿土寒湿用事之纪，故世人内伤脾胃者居多。其在张元素的脏腑辨证学说的启示下，以《素问》“人以胃气为本”，“得谷者昌，失谷者亡”，“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等理论为依据，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点，而以其《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等著作，详尽地阐发了脾胃的生理功能，内伤病的致病原因，发病机理，诊断依据，治疗方法，从而成为易水学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和“补土”派开创者。

      李氏学说，既以“脾胃论”为创派的主导思想，又以升举清阳之气为先务，故而在治内伤性疾病时，采用了一套升举中气为主的治疗方法，即分别补益上、中、下三焦之元气，而以补脾胃为主的治则。李氏年代虽因处大司天寒湿用事之纪，在临床治疗中，强调升阳补气的重要性，然在某种情况下，也常采用苦寒降火之法，说明了李氏并非因其独特的主张而忽略了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

      5、朱震亨之养阴学派

      朱震亨，字彦修，元代医家，世居丹溪，故世称“丹溪翁”。因丹溪学派是以朱震亨为首的一派医家，以阐发“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治疗是以滋阴降火为其学术特点的一个流派。其平生著述较多，而《格致余论》是其阐述“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医理，及滋阴降火治法的代表作。丹溪约生于公元1281年至1358年，时处大司天67甲子下元厥阴风木少阳相火之风火用事之纪，与刘完素、钱乙所处的大司天均与张仲景的第64甲子厥阴风木少阳相火之风火用事之纪同。钱乙约生于公元1035至1117年，与刘完素同处于风火用事之纪，然其以“小儿纯阳”之说立论，减金匮肾气丸之肉桂、附子，立六味地黄丸，以扬王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论。薛立斋推崇其为治肾阴不足病之良药，赵养葵作为补命门真水之专剂。李东垣的益阴肾气丸和朱丹溪的大补阴丸，均源于此方。故后世医家认为钱乙开滋阴派之先河。

      由此可知，钱乙及丹溪学派虽与刘完素同处于风火用事之纪，均另辟蹊径，立滋阴降火法。故尔丹溪学派，不同于以“火热”立论的寒凉派，也有别于泻下存阴的攻邪派，然三派均是以大司天风火用事为致病之因而立论。

      由于朱氏在理论上倡“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说，善用“滋阴降火”之剂，故被后世称为“养阴派”。如他所创的“大补阴丸”、“琼玉膏”等，均被后人广泛应用。然朱氏也非是偏于一说而否认它说，如其临证中，常根据具体病证，而有温补之方施治。

      6、薛己之温补学派

      在公元1384年至1443年，第69甲子中元，太阴湿土太阳寒水湿寒用事之纪，在中国医学史上，又有一个温补学派形成。代表人物为明代医家薛己，其字新甫，号立斋。薛氏约生于公元1864年至1558年。他之所以能继承了东垣的脾胃论，而以脾胃肾命为其中心学术思想，重要的一条， 李东垣处于第66甲子中元太阳寒水太阴湿土为“寒湿用事”之纪，而薛已处于69甲子中元太阴湿土太阳寒水之“湿寒用事”之纪，人体均易感“寒”“湿”而内伤脾胃，累及肾阳。

      由此可知，薛氏治学的中心思想，是以脾胃，肾命为主，此即火旺土健之谓。尚云:“真精合而人生，是人亦倍脾土而。”故在他的医案治验中，大都是脾胃肾亏损的治案，尤其是在《内科摘要》一书中，表现的更为突出。薛氏重视脾胃，是源于东垣学说，而重视对肾阴的证治，却异于丹溪学说，故而薛己是偏于温补而慎用寒凉的一个学术流派。

      7、明清之温病学派

      在中国医学史上，有一批以研究温热病为著的医学家，从而形成了一个大的医学流派，即明清之世的温病学派。近世学者均认为温病学派的形成，与伤寒学派和河间学派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温病学派是由伤寒学派及河间学派衍生出来的一个独立的新学派。究其因，三学派形成的年代皆为“厥阴风木少阳相火”之“风火用事”之纪，或“少阳相火厥阴风木”之“火风用事”之纪。

      代表人物为明末著名的医家江苏洞庭人吴有性（字又可）。《清史稿》记云：“当崇祯辛巳岁（公元1641年），南北直隶、山东、浙江大疫，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著《瘟疫论》，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公元1641年，时处大司天第73甲子下元，公元1624年～1683年，为厥阴风木少阳相火之风火用事之纪，加之明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大兵之后必生大疫，造成温病流行不止。吴有性在继承前人学术成就的基础上，根据自己治疗瘟疫的实践体会，突破了外感病传统的六淫病因学说，创立新的病因理论“杂气说”，并提出了“九传治法”，开创了中医瘟疫学说新局面，并有我国第一部温病学专著《瘟疫论》传世。吴氏认为，此病之因，非风、非寒、非暑、非湿，而是天地间别有的一种“戾气”为患，并指出其传染途径是由口鼻而入，无论老少强弱，触者皆病，故其名“温疫”。吴氏并以此成为早期的温病学派——瘟疫学派的代表人物。

      继吴《瘟疫论》之后，论疫者，至清代尚有余师愚著《疫疹一得》，有治暑燥之疫的著名方剂“清瘟败毒饮”，为后世医家所重视。刘奎著《松峰说疫》，而与吴氏著作相辅而行。李炳著《辨疫琐言》，其在理论有所探索，而在治疗上也多有创见。

      清代初期，江苏吴县出了一位治疗杂症医学大家，而且又是一名医术卓绝的温病学家叶桂（字天士）。叶氏具有渊博的医学知识和精湛的治疗技术，且又致力于创新，尊古而不泥古，能突破前人成法，创立了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温病学说的发展。叶天士出生于一医学世家，生卒年代约公元1666～1745年。《清史稿》载其“十四岁丧父，从学于父之门人”。叶氏学医时，时在公元1680年，时处大司天第74甲子上元少阴君火阳明燥金火燥用事之纪，故而形成了温热病高发的气候背景。《温证论治》乃叶氏一生研究温病经验的结晶之作。提出了“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理论。道出了温病的受病和传变途径，可以说为当时外感温病病因病机总的纲领。

      继叶天士之后，于公元1758～1783年，清代又出了一位温病学大家吴瑭（字鞠通），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根据《黄帝内经》三焦部位说，及刘河间“三焦分治”理论，创立一种新的辨治温病的方法，即“三焦辨证”。并于1798年，有《温病条例》专著问世。从其师承刘河间“三焦分治”理论渊源，及其从医跨越第75甲子中元之太阴湿土太阳寒水之湿寒用事之纪，及第76甲子下元，少阳相火厥阴风木之火风用事之纪的历史空间，气候、病候复杂，而有寒湿、火风用事之纪，故而在以手太阴肺营卫气血辨证的上焦温病立论的基础上，又立足太阴脾和足阳明胃的中焦温病辨证，及以肝肾病证为内容的下焦温病辨证。

      《温病条辨》一书，以三焦为纲，以病名为目，论述了风温、温热、温疫等九种温病的证治，并总结出清络、清营、育阴等各种治法。例如以清经为法，宣通温热浊邪蕴于诸络者，有著名方剂清络饮之施；有以清营为法，用治邪热入营而保离中之阴者，有清营汤之治；有以育阴为法，用治真阴枯竭，虚多邪少者，而有诸甲复脉汤之用。由此可知，吴氏《温病条辨》发展了叶氏之学，前作后继，俾温病学说以形成一个较完善的温病学派。

      综观一部中国医学史，任何一种学术思想的产生，和任何一个医学流派的形成，都有着它具体的客观原因，其中包括社会背景，地理环境，哲学思想等。而本文试从陆氏“六气大司天论”，来探讨中国医学史上各个医学流派形成的学术渊源。而文外之意，诚如陆九芝所云：“而治病之法不出《内经》，《内经》之治不外六气，自“天元正纪”以下七篇，百病之治皆在其间，岂可因其所论皆运气，而忘其为治法从出哉。”同时，也让我们反思，历史上的这些学派的传承，为什么难有三代有序之传承。除医者临证辨证思维的差异外，多因“六气大司天”当值而致病的用事之纪的不同。 

      公元1984～2043年，时乃大司天的第79甲子下元，为厥阴风木少阳相火风木之纪。与张仲景时之第49甲子，刘完素之第64甲子，吴有性时之第73甲子，吴瑭时之76甲子，均为风火、或火风用事之纪，即疫病可发之纪。2003年的“非典”的流行，近几年的“禽流感”、“手足口病”、“流行性腮腺炎”，及近三年来“新冠病毒”的肆虐，均为“疫气”致病。故其治当结合风火用事之纪及值年之运气，参以历代医家经验，按热病辨证论治之大法，以翼形成新的防治热病的学术体系，此乃笔者文后之望。

                        柳少逸于2022年12月2日

      【注】本文原载于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柳少逸著《柳少逸医论医话选》2015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