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氏医派】蔡锡英：从柳氏医学流派的形成，谈世医传承在中医学发展中的作用（1）

从柳氏医学流派的形成，谈世医传承在中医学发展中的作用

蔡锡英

一、从柳氏医学流派谈世医传承的规迹

柳少逸，出生于栖霞东林一耕读世家。其父吉忱公，六岁入本族私塾，至民国接受现代教育，先后毕业于天津于稼谦国医班、上海恽铁樵国医班。后拜晚清贡生、儒医李兰逊先生为师，走上了济世活人之路，从而成为一代名医。1954年，莱阳地区专员公署派遣吉忱公负责胶东地区的中医培训工作，曾主办了七期中医进修班，自编讲义，亲自讲授《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神农本草经》、《中国医学史》，和西医《人体解剖学》、《诊断学》。所培养的学员，一部分成为创办山东省中医药学校的骨干教师，一部分成为组建半岛地、县级医院的中医骨干。吉忱公一生教子课徒数人，故山东诸多名医出自其门下。公课徒先从中医典籍起，宗清·黄元御“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经》”之论，强调必须打下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方可言医，从而造就了少逸大夫一生学以致用之根基。及至负笈山城栖霞，从师世医牟永昌公，凡六易寒暑，为永昌公唯一传人。永昌公结合临床而广征博引，解难释疑，少逸大夫循以得牟氏家传之秘。公并以家传本《伤寒第一书》治分九州之全书授之，书中有永昌公之父、晚清秀才儒医牟熙光公之眉批钩玄，为永昌公家传仲景之秘。夜间，永昌公常领少逸大夫夜观天象，指点九野列宿。“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于是，屈原《天问》又引出了众多的话题。于是少逸大夫对“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的《内经》中医学，即后来被其名之为“中国象数医学理论体系”的探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73年烟台地区卫生局将少逸大夫调回莱阳中心医院工作，意在系统地继承其父吉忱公之学术思想，并整理其临床经验。

在上世纪60年代末，少逸大夫在其父吉忱公的指导下，关注了五运六气和子午流注学说。1980年完成了“五运六气学说浅谈”一文，文中在介绍了运气学说的基本内容之后，又从物候节律、气象变化、发病情况和临床治疗等四个方面探讨了运气学说的科学价值。认为“五运六气”学说，是古人对“天人合一”宏观世界的观察后产生的，它源于阴阳五行学说，集大成于《黄帝内经》中。于是萌发了复归《内经》时代广义中医学的想法。有了思想的萌芽，使他以后的研究方显得深刻和条理化。1983年有“试谈五运六气学说中的系统论思想”一文，其时则完成了“天人相应的系统整体观，是《内经》中医学的重要学术思想”的认识。1983年通过对莱阳中心医院1974~1980年，住院的381例中风病人发病时间进行观察，从发病与岁运，发病与节气等方面加以分析，发现脑血管意外患者的发病时间，与岁运节气等有密切的关系，不但可预测每年内发病的大概情况，同时还能进一步掌握其转归。从而有“试从运气学说探讨脑血管意外的发病规律”一文。1985年又运用子午流注规律，对莱阳中心医院1979~1981年三年间，具有完整资料的645例住院病死患者的病例进行分析，发现病人死亡时间规律，与时辰、日期、季节等均有着密切联系。撰有“子午流注与病死时间规律初探”一文，从而表述了源于《内经》的“经脉流注”、“脏气法时”、“五脏传移”、“五脏逆转”及“阴阳应象”等规律的子午流注学说，在有意识地运用“中国钟”的节律，以探索各种“人体钟”的“应象点”和“最佳时”，为人们提供了祛病健身的参考。

1986年1月，少逸大夫参加了江苏省中医学会承办的“全国阴阳五行学说讲习班”，该班由陈维辉先生主讲《中国数术学纲要》。陈先生在卫生部郭子化副部长及中医司吕炳奎司长支持下，于1959年调入南京铁道医学院中医教研室及祖国医学研究所，并任副主任。师从中医教研室主任徐养浩先生。徐先生为一代中医大师，又兼通天文、历法、星占、地理、阴阳、五行、音律、数术诸学科，集中国数术学之大成，著有《子午流注图谱》、《五运六气图谱》及《难易寻源》。陈维辉先生在历史学家顾颉刚及数术学家徐养浩先生的指点下，完成《中国数术学纲要》一书。1973年八十岁高龄的顾颉刚先生亲自为该书作序，赞其著“务蕲达于贯通之境，以供作中国科学史之准备，此固时代之迫切要求，非徒矜夸我先民之造诣也。”

少逸大夫聆听陈维辉先生睿智之谈，其多年来百思不解的几个问题顿觉豁然开朗，而先生对少逸大夫从事的理论和临床研究也极为关注，被陈先生纳为入室弟子和传人，曾引用《黄帝内经》之语：“得其人不传，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漫泄天宝。”以示寄望。自此，鱼雁往来，亲叩面授，问道授业，竟成杏林一大佳话。少逸大夫亦在陈先生中国数术学基础上，根据数术学三大核心理论，结合中医学自身的学术特点，由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于1987年正式提出了中国象数医学理论体系。该体系由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形神统一的生命观、太极思维的辩证观组成。其所揭示的自然规律及其科学价值而言，均闪耀着华夏文化的灿烂光辉，并被长期的医疗实践所验证。1992年2月应邀去日本进行学术交流，同年10月，中华中医学会召开了“中国象数医学学术研讨会”。大会肯定了少逸大夫中国象数医学的概念、及其理论体系在中医学发展史中的地位。其关于《黄帝内经》及“中国象数医学”的研究，著有《中国象数医学研究荟萃》、《中国象数医学概论》、《五运六气三十二讲》、《经络腧穴原始》。

《内经》病机十九条，是从“六气”的变化加以分析归纳，由博返约地提出了一种随证求因、分析病位和病理的方法。然少逸大夫认为其尚不能概括内伤性疾病的病因病机。于是在《内经》脏腑经络理论指导下，结合临床实践，提出了内伤性疾病的病机体系，即内伤病病机四论体系：老年、退行性疾病的虚损论；功能失调性疾病的枢机论；器质性疾病的气化论；有形痼疾的痰瘀论。病机四论体系是其解释慢性、顽固性疑难病证和各科杂病的病因病机理论体系，和治疗慢性内伤性疾病的思辨纲领。故尔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著作有《少阳之宗》、《伤寒方证便览》、《金匮要略讲稿》等。综观病机四论体系，并非各树一帜，而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枢机不利，不仅可导致脏腑功能失常，日久尚可导致气化异常，脏腑器官会出现器质性改变；气化失司，人体功能活动无序，物质转换和再生不利，日久会出现精津气血亏虚而导致虚损；若因枢机不利，气滞血瘀，气化失司，津停湿聚，痰瘀留聚，日久均可成痼疾；五脏虚损，气机不畅，气化无力，痰瘀阻滞则影响气机气化。四论中蕴含着丝丝相扣，环环相接，相互消长的太极模式。

少逸大夫宗《素问》“审其阴阳，以别柔刚”，“调气之法，必别阴阳”，及明·张景岳之“善补阳者必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源泉不竭”之理，在太极思维方法指引下，结合中国象数医学的基本原理，运用医学系统方法，广验于临床，从而形成了太极思维临床辨证论治体系。例如其著作《人癌之战与三十六计》，就是以太极中的阴阳变化，分别推演兵法中的刚柔、奇正、攻防、彼己、虚实、强弱、主客等矛盾的对峙转化关系，以计之哲理及所阐述的矛盾法则指导肿瘤的防治，并立三十六用药式。它如“浅谈系统方法在崩漏证治中的应用”一文，以肾为“先天之本”，“水火之宅”，肾为一小太极，即中医学中的命门说。表述了肾与冲任、天癸构画出月经生理基轴，又因君火相火之同气相求，肺与肾之金水相滋，肾与肝之水足肝柔，肾与脾之火旺土健，故肾虚而五藏失养，则心主血、肺主气、脾统血、肝藏血等功能失调，必导致冲任失养而生月经病，认为张景岳“命门为十二经之主，为元气之根。五藏之阴气，非此不能厥；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语，表述的是“五脏之惟肾为根”的临床太极思维方法，并以此基轴及其与脏腑纵横层次，把握脏腑经络的传变规律，以指导临床治疗崩漏等月经病的证治。

唐·孙思邈尝云“知针知药，固是良医。”而清·陆清洁又有“学不明针灸脉理者，不足以言医；术不兼通内外科者，亦不足以言医”的论述。故而少逸大夫认为：一名综合医院或基层医疗机构的中医大夫，必须学识广博，技术全面，具有全科医生的知识结构，既精于方药，又熟谙针灸、推拿诸非药物疗法。脑性瘫痪及各种原因导致的肢体残障，在临床上实为难愈痼疾。此类疾病，吉忱公、永昌公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也是少逸大夫的一个临床研究课题，例如对脑血管意外的病人，在秉承家学师承的基础上，又结合五运六气、子午流注学说广验于临床，形成有效方药的复健内治法，和独具柳氏特色的针法、灸法、推拿法、罐治法、刮痧法、膏摩法、药浴法、食疗法、音乐导引法、情志疗法，以及现代康复手段的复健技术。于是，在病机四论体系、太极思维临床辨证论治体系指导下，形成了柳氏复健内治法和柳氏复健技术外治法，内外结合而形成了柳氏复健医学。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台湾多名研修生，师从柳少逸先生，来华学习柳氏复健技术。作为山东中医药学会民间疗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柳少逸先生先后主持召开了中华中医药学会、山东中医药学会的“中医外治法”、“中医非药物疗法”、“中医康复疗法”、“中医复健医学”等学术会议；著有《中医非药物疗法荟萃》、《中医外治法荟萃》、《中医康复疗法荟萃》、《脑瘫的中医复健技术讲记》等，从而确立了柳氏中医复健医学在中医学领域中的地位。

上述文字泛泛谈到了柳少逸大夫的从医轨迹，是想从柳吉忱、牟永昌、陈维辉三位先生的师承脉络及学术渊源，及柳氏医学的形成渊薮，谈一下世医传承模式在中医药学继承和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强调的是只有中医学术的有序传承，才是中医学事业发展的方向。（未完待续）

     【注】本文选自《柳氏医学续焰》2021年6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