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氏医派】大医鸿儒之“柳氏医派临证法式”

柳氏医派临证法式

  周颖

  《医宗己任篇》尝云：“夫立方各有其旨，用方必求其当。”此乃柳少逸编著《伤寒方证便览》《金匮方证便览》之意也。以证统方，以方类证，方证结合，有法则，有案例，一览仲景方治今病之精要。即是用于治疗现代医学之疾病时，亦应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凡具备该方证的相应病机，无论何病，均可“以方证立论”应用之，从而成为柳氏医派“方证”临证之法式也。

   如桂枝汤可广泛应用于现代医学众多疾病中，其使用原则，只要具有桂枝汤证――营卫失和之病机者，皆可应用。也正如清·吴仪洛所云：“夫医家之要，莫先于明理，其次则在辨证，其次则在用药。理不明，证于何辨，证不辨，药于何用？”故而伤寒等经方的应用，重在辨证明理。

     

         张仲景奠定辨证论治基础，理法方药一线贯穿

 

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云：“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由此可见，张仲景在《内经》《难经》的基础上，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并以其临床经验，根据《素问·热论》的六经分证，创造性地把外感疾病错综复杂的证候总结成为六经辨证。严密而有效地将理、法、方、药一线贯穿，有效地指导着外感疾病及其它杂病的辨证论治，从而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础，为后世医学的发展作出极其重要的贡献。清·张璐称“伤寒诸方，为古今方书之祖”。故尔被后世称为“医圣”、“经方之祖”。对此，元·罗天益在《卫生宝鉴》中有“昔在圣人，垂好生之德，著《本草》、作《内经》，仲景而行之以立方，号群方之祖。后之学者，以仲景之心为心，庶得制方之旨”的盛誉。

柳少逸认为，《金匮要略》是《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对于杂病的治疗法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根据人体脏腑经络之间的整体性，提出了有病早治，以防止病势的传变发展。如《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篇所云：“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其意是根据治病求本的精神，重视人体正气。故对于慢性衰弱性疾病，尤为注重观察脾肾两脏功能是否衰退。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生化之源；肾是先天之本，性命之根。内伤病至后期，往往会出现脾肾虚损征候，脾肾虚损，更能影响其他脏腑，促进病情恶化。故补脾益肾，是治疗内伤疾患的根本方法。这种观点从《血痹虚劳病脉证》篇中所列的小建中汤、肾气丸等方证可以看到其大概内涵。

《金匮要略》对于方剂运用的特点，总的说来是立方谨严，用药精当，化裁灵活。有时一病可用数方，有时一方可以多用，充分体现了“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辨证论治精神。同是一种疾病，但由于人体体质或病机上的差异，以及病位的不同，故在治法上也就有所区别。

柳少逸举例，同为胸痹病，同有“心中痞气，气结在胸，胸满”的症状，但若阴邪偏盛，阳气不虚者，可用枳实薤白桂枝汤以通阳开结，泄满降逆；阳气已虚者，则当用人参汤以补中助阳，使阳气振奋则阴邪自散。又如，同为溢饮病，其治疗有“当发其汗，大青龙汤主之；小青龙汤亦主之。”这是针对溢饮的具体病情采用不同的汗法。若邪盛于表而兼有郁热者，则用大青龙汤发汗兼清郁热；若病属表寒里饮俱盛者，则用小青龙汤发汗兼温化里饮。

综上所述，《金匮要略》一书，不仅对中医方剂学和中医临床医学的发展起到极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促进了中医基础理论、方剂学、临床医学三位一体的发展，形成了完整的独具特色的中医学理论体系。故而林亿有“尝以对方证对者，施之于人，其效若神”之赞誉。

 

      考证“祖方”源头，诠释“以方证立论”合理内涵

 

柳少逸引经据典，《潜夫论》云：“凡治病，必先知脉之虚实，气之所结。然后为之方。”此约言方者，药方也。《诗·大雅》云：“万邦之方，下民之王。”毛传注云：“方，则也。”《易·系辞》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孔颖达疏云：“方，道也。方谓法术性行。”故广而言之，方者，法度、准则也；又义理、道理也。明·李士材《伤寒括要》有：“方者，定而不可易者也；法者，活而不可拘者也。非法无以善其方，非方无以疗其症”的论述。清·吴谦《医宗金鉴》尚有“方者一定之法，法者不定之方也。

他分析，古人之方即古人之法寓焉。立一方，必有一方之精意存于其中，不求其精意，而徒执其方，是执方而昧法也”的记载。故“方因法立，法就方施”，乃仲景组方之内涵。从而印证了柳氏学派在临床中，“以方证立论”法式的合理内涵。清·张璐有云：“伤寒诸方，为古今方书之祖。”故尔仲景被后世称为“医圣”，其方被誉为“经方之祖”，此即“祖方”之语源。由此可知，祖方，又称祖剂。系指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剂，并以祖方归类，于是就有了桂枝汤类、麻黄汤类、小柴胡汤类等几类方剂的出现。

宗于此，明有施沛以《内经》《汤液》为宗，仲景方为祖，归类介绍流传名方，撰《祖剂》四卷；清代张璐《张氏医通》引用书目中有《伊尹汤液》，在卷十六中有“祖方”一卷，将主方分30类。尝云：“夫字有字母，方有方祖，自伊尹汤液一脉相传。”其后，清代徐灵胎有《伤寒类方》一卷，以仲景方分为桂枝、麻黄等12类方。清代王旭高又根据《伤寒类方》体裁，著《退思集类方歌注》，分麻黄、桂枝、葛根等24类方。由此可知，伊尹根据《本草经》的知识创立了《汤液经法》，而仲景继承了伊尹《汤液经法》的经验，广验于临床，从而发展了药物学的知识。仲景《伤寒论》方药知识，取法于伊尹《汤液经法》，从而形成了《伤寒杂病论》辨证论治体系中理、法、方、药四个方面中的重要内容。而“祖剂”、“祖方”、“类方”，又成为方剂学分类的重要方法。

 

       承续父辈经验，遂为柳氏临床辨证之准绳

 

柳少逸认为，由此看来，经方的范围，除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剂外，当概含后世由仲景方而化裁的“类方”。宋·林亿等《金匮要略方论》序云：“尝以方证对者，施之于人，其效若神。”父亲柳吉忱临证，均“以方证立论”，且根据病因病机的需要，或经方，或经方头时方尾，大有“以方证对者，施之于人，其效若神”之验，从而成为柳氏医学流派“以方证立论”施于临床的开山之祖。在此基础上，柳少逸亦“以方证对者，施之于人”广验于临床，或经方，或时方，或经方头时方尾，均“以方证立论”显效，遂成为柳氏临床辨证施治之规矩准绳。鉴于其独具特点的方法论价值，故被称为柳氏“方证”学派临床辨证论治之法式。

从《伤寒方证便览》《金匮方证便览》《柴胡汤类方及其应用》系列柳氏医学丛书中，均可窥见这一学术轨迹。如总结其父及蒙师医疗经验之《柳吉忱诊籍纂论》《牟永昌诊籍纂论》，及《柳少逸医论医话选》《柳少逸医案选》等籍，非但方药的临床应用是如此，而针灸术、推拿术也是“以方证立论”为临床之应用法式。即以针方、灸方、摩方的形式而施于临床，这在《经络腧穴原始》《〈内经〉针法针方讲记》《〈扁鹊心书〉灸法讲解》《小儿推拿讲稿——广意派传承录》《医经学派推拿术传承录》中，也得以阐发之。

若说“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经》”，是柳氏医学流派的临证法则，而“以方证立论”当是该派在临床辨证思维方法上的一大特点。自柳少逸“中医传承工作室”建立以来，学生们对本学派的理论体系和医疗经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同时也对数万份医案进行归类整理，以探讨柳氏学派各科之临证法要。

而如何应用经方，也成了学生们的一个新课题。于是柳少逸举行了 “以方证立论为柳氏学派临证之法式”的学术讲座。意谓非但经方，而对时方的应用，也均须遵循这一临证之通则。其后，他还将其父柳吉忱及自己应用经方与类方的部分医案，整理汇编成册，名曰《柳氏经方实验录》，举例说明《金匮要略方论》“以方证对者，施之于人，其效若神”之语，绝非妄论。

柳少逸总结，若说其父柳吉忱“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经》”之训，是柳氏学派崇尚经典学术体系的一大特点，而“以方证立论”是该派临床上具有方法论的学术特点。二者构成了柳氏学派在临床上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

【注】本文原载于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周颖著《大医鸿儒·柳少逸世医传承录》2020年12月第一版。